当然，起初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究竟能够或者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人们普遍对变得有文化这个过程的认识很天真，正如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认识也很天真一样。例如，商人阶级想要他们的孩子懂得ABC，以便日后他们可以处理商业世界中的各种文字。路德会教徒希望人们既能读懂以方言写作的《圣经》，又能读解对教会的不满。一些天主教徒在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灌输对《圣经》进一步服膺的手段。清教徒则希望使阅读成为对抗“无知、亵渎和懒惰这三大罪恶”2的武器。
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徒开始打退堂鼓，不再鼓励人们识字，感到阅读是一个分裂的动原，最后甚至禁止阅读各种方言版的《圣经》，包括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阅读跟异端邪说画上了等号，后来出现禁书书目也是很自然的事。新教徒显然偏爱离经叛道，此外，还寄希望于识字阅读有助于破除迷信。因此，他们继续发掘印刷的各种资源，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新世界。然而，我们发现，长老制的苏格兰其实对让所有人接受识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最强烈的承诺。例如，在1560年第一本长老会信纲(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 中，他们就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倡议。在长老会教徒的政治权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制定了立法(《1646年法案》)；在1696年他们卷土重来之时，又恢复并强化了这个立法。3
天主教背离印刷而新教与之形成联盟的一个结果，是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出现了惊人的颠倒。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方面要远远高于北欧各国。可是，到了17世纪末，这种局面完全反了过来。天主教保持了一种形象上的宗教。它继续偶像崇拜且变本加厉，过分注意经营教堂和仪式服务的各种细节。基督教新教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结果是阻止偶像崇拜，走向一个禁欲的符号体系。约瑟夫·凯曾经说过，在19世纪，若想把穷人吸引到教会来，人们必须要么像天主教一样“装点场面”，要么像新教徒那样“教育民众”。2也许对如何吸引穷人，凯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有识字能力的民族能够开发出比文盲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形象为中心、铺张装饰的天主教对穷人并不一定那么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天主教具体、偶像式的象征符号的各阶层的公众，也没什么不适应。基督教新教则提倡简朴。它的出现对那些早已受到书籍的熏陶、能更抽象地思维的人自然是非常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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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芒福德， Mumford, Lew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1934，第137页。
2 斯通, “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 Past and Present, No. 42, February 1969，第71页。
3 同上，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