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621 年出版的著作《虔诚的家庭管理》 (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Government)中写道：“躺在摇篮里年幼的孩子，既任性又让人怜爱。虽然他身体娇小，却有〔使坏]之心，完全可能作恶……如果这星星点点的火花任其燃烧，必会越烧越旺，直至烧毁整座房子。我们接受改造，才成为好人，因为我们并非生来就好，而是教育使然。”！
尽管卢梭反对这种论调，而且他的意见颇具影响力，但是，多少世纪以来，儿童接受的始终是旨在使他们“变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是使他们压抑天然的充沛精力的教育。当然，儿童从不觉得他们喜欢这样的常规训练。早在1597年，莎士比亚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感人肺腑且难以忘怀的儿童形象，因为孩子们知道学校是走向成年的严峻考验。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中著名的“人生的阶段”(ages ofman)这段话里，莎士比亚写道：“一个哼哼唧唧的男生，背着书包/脸色像早晨一样灿烂，行路却慢腾腾像蜗牛一样/不情愿去上学堂。”
自我控制，作为智力和神学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关于这两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作是伊拉斯谟1516年出版的《箴言》(Colloquies)。该书试图提出男孩必须控制他们出于本能的生活方法。把这本书看作是第一部广为流传的、以羞耻心为主题的世俗书籍，我认为是公平的。但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伊拉斯谟探讨的问题在18世纪已经被禁止出现在儿童的书籍里。例如，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假想的例子：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妓女相遇，男青年拒绝妓女的勾引，反而为她指出通向美德之路。伊拉斯谟也描写了一个青年向一个姑娘求爱，及一个妇人抱怨丈夫任性之行为。换句话说，书中告诫年轻人如何对性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说，伊拉斯谟敢于冒着断送自己名声的危险，他是那个时代的朱迪·布卢姆。但是，不同于这位写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儿童性问题小说的现代流行作家，伊拉斯谟的用意不是削弱羞耻感，而是要增强它。伊拉斯谟明白—一如后来的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即使去除神学的内涵，羞耻心依然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征服我们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书本和书本学习的世界几乎算不上我们超越动物本能的胜利；一个识字社会的要求使一种精雕细琢的羞耻感变得非常必要。若稍加引申，我们便可以说，由于印刷将信息和送信人分开，由于印刷创造了一个抽象思维的世界，由于印刷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由于印刷强调思考的美德，所以，印刷强化了人们对头脑和身体的二元性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印刷赋予我们的是脱离躯壳的头脑，但却留下了一个我们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其余部分的问题。羞耻心正是这种控制得以实现的途径。
第三章 童年的摇篮期
209
1 伊里克， Illick, Joseph. “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 in Lloyd deMause, ed.,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New York: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 316— 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