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6世纪末，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个围绕着书籍的神学理论，一种新的、以印刷为基础的日益成长的商业体系和一个依照学校教育来组织家庭的新概念。综合起来，这些现象都竭力提倡在所有事情上保持克制的观念以及对私下和公开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渐渐地，”诺伯特·伊莱亚斯写道，“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联，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2伊莱亚斯在此处是说，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 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量在儿童面前说的话。
这本身是一个奇特的讽刺。因为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最后，了解这些文化秘密成为成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直到最近，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是成人拥有据信是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在儿童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分阶段向他们揭示这些秘密，至“性启蒙”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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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 朱迪·布卢姆(JudyBlume)，当代美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
Books，1978，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