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何开始承担这样的责任，可以参照几股力量来进行解释。其中之一就是欧洲范围的改革和学习精神。我们一定还记得，欧洲的18世纪是属于歌德(Goethe)、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Diderot)、康德(Kant)、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这些伟人的世纪，也是洛克和卢梭的世纪。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童年而言，法国的耶稣会根本不能和卢梭相提并论，就像英国的工业机器不能抵挡约翰·洛克的思想一样。我这么说，是指18世纪的知识氛围，即所谓的启蒙运动(theEnlightenment)，有助于培养和传播童年的思想。
拿洛克来说，在1693年出版的优秀著作《对教育的一些想法》(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他对童年概念的成长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同在他之前的伊拉斯谟一样，洛克看到书本学习和童年之间的种种联系，提出了一种教育，主张把儿童视为珍贵的资源，但仍然严格要求注意儿童的智力发展和培养他们的自控能力。尽管洛克对儿童身体生长方面的观点很开明，但他还是把开发儿童的理性能力作为目的。一个孩子必须有精力旺盛的身体，他写道：“这样，身体和执行头脑发出的指令。”洛克还抓住了羞耻感的 要性，使之持童年和成年之间区别的工具。“在一切事物中，道，“一旦人们喜欢上它们，是最能刺激心灵之物。假如你能使孩成珍惜名誉、憎恨耻辱，你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植下了正确的原则
第四章 童年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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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ldhood. New York : 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