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英国的中、上层阶级努力这么做—他们的确也这么做了，童年的概念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也会对情况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在17世纪，童年的概念从英国穿越海峡到达欧洲，在18和19世纪，它从欧洲又重新穿过海峡回到了英国。举例来说，到18世纪末，欧洲大陆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缺乏教育和年轻人犯罪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1824年，一个访问了英国的德国人说道：“单单在英国，它每年处以死刑的人数就要比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它听任200万人民到处游荡，极度无知。”1833年，《爱丁堡评论》(TheEdinburghReview）估计，就欧洲的教育而言，英国人落在标尺的底部，德国人则在最顶端。2若不是德国人，那么肯定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到了18世纪末已经发展出欧洲最大的初级教育体系，还有也许是最好的中等教育。问题在于，童年的含义意味着这个概念可以跨越所有国家的边界，虽然时而受到阻止和打击，但总能继续它的旅程。尽管当地情况会影响它的面貌和进程，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它消逝。例如在法国，反对社会识字文化和教育的势力，不是来自没有人性的工业资本主义，而是来自耶稣会。因为耶稣会的成员担心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会被“新教化”。可到了19世纪中叶，在识字率和儿童的入学率上，法国都赶上了英国，因此，童年的意义在法国也得到了发扬光大。
在欧洲范围内兴起的倡导一个人性化的童年的潮流，部分是由于政府增强了对儿童福利的责任意识。我们关注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因为近些年来，政府过度干预家庭生活的行为已遭到批评。依我之见，批评得有道理。3可是在十八九世纪，尤其在英国，比较贫穷阶层的成年常不能对儿童发展出或是表现出我们认为正常的爱心和责任。据德莫的假设，很可能是许多成人根本就缺乏对儿童产生柔情的心理机制，1也可能是因为经济能力低下，结果限制了这种感情的存在。无论如何，众所周知，家长经常把孩子不仅当作他们的私有财产，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而且当作动产，他们的健康、幸福可以以家庭生存的名义被消耗掉。在18世纪，认为国家有权成为儿童的保护者的观念不仅新鲜，而且甚至激进。然而，逐渐地，家长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性地修改了，这样，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迫和政府形成合作，共同承担养育儿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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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
1969，第90页。
2 同上，第129页。
3 Donzelot, Jacques. The Policing of the Famil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