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数字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成人化”的儿童正在兴起，但是，有类似的趋势表明“儿童化”的成人的现象也在日益严重起来。例如，在美国，作为主要社会公共机构的“老人院”的出现，表明年轻的成年人不情愿对父母承担全部责任。照料长辈，使他们融入家庭生活之中，显然被看作是不堪忍受的负担而从原本是成人必须履行的义务中迅速降级。也许更意味深长的是，跟他们父母那一代相比，目前这一代年轻的成人，他们的结婚率急剧下降，生育的孩子也更少。此外，他们的婚姻也不那么持久。根据全国健康统计中心(theNational Center forHealthStatistics)，如今父母的离婚率是20年前的两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孩子被卷入婚姻的解体：1979年是118万，而1963年则是56.2万。虽然对于这种趋势，我们应该假定有多种起因，包括克利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指出的自恋个性日益增加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断定它表明成人对养育儿童的责任感急剧下降。人们反对离婚最有力的论据始终是它对儿童心理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成人认为，这个论据并不能令他们信服，反而他们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的需要更重要。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说，美国的成年人与其说想为人父母，倒不如说他们自己越来越想成为儿童。无论如何，儿童已经对这种新的气氛做出了反应，其中包括大批儿童离家出走。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资料显示，1979年，有16.5万名儿童被警察拘留。据估计，未统计在内的出走儿童至少还有3倍之多。
在这些事实面前，人们期待某种“哲学”的出现以证实童年消逝的合理性。或许有某种支配社会生活的原则，要求人们寻找方法来确定一些无法避免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样一种哲学确实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处理现实问题的依据。我指的是一个叫做“儿童权利运动”的东西。这个名称让人困惑，因为在这个旗号下集中着两个其实相互对立的童年概念。其中之一，我在本书中不会涉及，它相信童年虽脆弱但确实值得向往，因此希望保护儿童不受忽视和虐待。例如，这个观点主张，当家长不能尽其责任时，公共管理机构应该出来干预。这种童年的构想可以溯源到19世纪，纯粹是对导致儿童劳工法、青少年犯罪法典以及其他人道主义保护的想法的进一步延伸。《纽约时报》称那些起来捍卫这个想法的人是“儿童的救星”。
第八章 正在消失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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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美国学生吸食毒品的状况，1975—1980年》(“Student Drug Use in America,1975—1980”)，由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Lloyd Johnson，Jerald Bachman，和 Patrick O'Malley 编写。该资料可从下面的地址获得：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Rockville，Maryland20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