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在他的自传里，用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他作为“学园运动”巡回演讲员的经历。“1866年我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演讲，我在纽约演讲过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讲过几次；1868年我参加了西部巡回演讲的全过程；在此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还参加了东部巡回演讲。”很明显，爱默生得到的报酬是很低的，因为马克·吐温提到，有些演讲人在乡镇演讲的报酬是250元，在城市里则要提高到400元（按照现在的标准，这相当于一个退休电视播音员演播的价格)。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这种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理查德·霍夫斯塔特2提醒我们，美国是一个由知识分子建立的国家，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罕见的。他写道：“这些开国元勋都是智者、科学家、学养高深之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精于古典学问，善于借助熟知的历史、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当时紧迫的问题。”3这样的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不会朝别的方向发展的。我们也许甚至可以说：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和一次传播革命来改变这种状况。霍夫斯塔特对于美国公众生活中的这种反知识分子的努力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但是他也承认，他分析的重心扭曲了事实的全貌，这就像原本要写一部美国经济史，但重点却放在了破产史上一样。4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这一点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过去和现在的媒介环境存在重大差别的人来说。有时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如今的印刷品远远多于过去，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会称与他对话的人先生们’。”1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例如，在布道坛上，布道者用一种庄重的语气读出书面准备好的讲稿，语气中充满“关于神性的客观分析，并希望将这种神性通过自然和自然法规揭示给人类”。2即使在信仰复兴运动向自然神论者的这种冷静分析提出了挑战时，充满激情的布道者仍然还是使用一种能轻易转换成书面语言的演讲术。在这些布道者中最有魅力的是乔治·怀特菲尔德，从1739年开始，他在美洲各地广为传道。在费城，面对上万名听众，他向他们保证，如果拒绝了耶稣，他们将身陷永久的地狱之火。这番话令众人惊恐不已。本杰明·富兰克林亲耳聆的日记和布道词便由费城的富兰克林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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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吐温，《马克·吐温自传》，纽约：哈普兄弟出版社，1959，第161页。
2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idHofstadter，1916—1970)，美国历史学家。他认为，在美国政治历史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弗逊民主主义的平等的、民众的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译注
3 霍夫斯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理智主义》,纽约:阿尔弗莱德·A.瑙普夫,1964,第145页。
4 同上，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