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街区犯罪统计数字化地图为例，“开放政府”的狂热人士对此非常热情。理论上说他们的逻辑是合理的。地图能帮助警察提高效率，帮助他们识别问题地区，它们还能帮助公众对去哪儿和在哪儿居住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毫不出奇，事实比想象中复杂了一点儿。更好的犯罪统计数据或许能帮助一些人不在危险街区购买房产，同时也让其他人卖房产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已经住在这些危险街区的人可能就不太愿意第一时间举报犯罪。事实上2011年一家保险公司举行的一次调查说，11%的受访者声称因担心街区较高的犯罪统计数据会大大降低自己房产的价值，曾看见过犯罪却并未报案。帝国学院的数学教授戴维·汉德(DavidHand)指出，“开放数据的倡议忽视了这种反馈效应，也就是说，发布数据的行为本身将影响到未来数据的质量。”或许我们希望数据开放可别太开放。
印度近来的土地记录数字化及随后的在线发布，名义上是尝试向弱势群体赋予权力，实际上却可能把权力授予富人和权势群体。数字记录刚上线供全世界浏览，一些大胆的商人就发现，许多穷人家庭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大多数情况下，这并非对土地巧取豪夺所造成；当地文化，以及在当地文化占主流的口头交易，无处不在的腐败，还有穷人的识字率，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穷人手里没有记录。
换句话说，所有权主张在网上无法找到，可能是因为数字化努力设计不当、选择性太强，并不一定意味着现有居住者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结果，发现许多居民实际上无法证明土地所有权之后，一些富人家庭就雇请律师，迫不及待地把穷人踢出局。事后看来，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选用其他方式来记录、认可土地所有权主张(举例来说，除了官方地契，还可以用家庭旧照片或地图来追溯所有权)，或者，对没有明显必要深究土地权数据的第三方，限制其数据浏览权限。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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