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区别如何解释？没火起来的那组照片中，有好多相当悲惨的当地人镜头；而火起来的那组，则全是建筑物和当地色彩。由于《赫芬顿邮报》的推波助澜，其中一组成了弥母；另一组毫无起色，只收到29条评论，而《赫芬顿邮报》的评论有4，000条还要多(更别说Facebook上的25，000个“喜欢”了)。公共生活弥母化是霍利戴深恶痛绝的东西，也许他自有理由。“网络经济状况使人无法准确描绘底特律的复杂状况……城市令人难以释怀的毁灭，这类简单故事传播和留存下来，而复杂的故事，比如城里满是亟需帮助的人，却流传不开，”他这样写道(鉴于他所要传递信息的急迫性，即便他偶尔陷入互联网中心主义，或许也是可以原谅的吧)。
这种弥母逻辑，也就是说，基于受众已知信息，以目标受众可能如何反应来评价一切的倾向，也在迅速侵入我们文化的其他部分。在音乐产业，唱片公司日益依赖能对任何歌曲进行多维度分析的复杂算法，它根据之前上榜歌曲的漫长历史分析现有歌曲的上榜可能性，并为之打分。正如克里斯托弗·斯坦纳(ChristopherSteiner)在《自动化》(AutomateThis)一书中所指出，像MusicXray这样允许音乐家把歌曲传到网上，并对其进行流行潜力分析的创业公司，为音乐产业带来了巨大的“效力和大批全新的艺术家……主要唱片公司（其实是所有的)依赖算法来选择签约音乐家和推广歌曲，这一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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