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并非总是这样。加拿大学者本诺瓦·戈丁(BenoitGodin)一直对作为概念的“创新”思想史进行探究，根据他的观点，2500多年来，这个词也曾有过负面含义。“创新者是异端，革命者，骗子，”戈丁说。然后，事情起了变化。“当到处都开始经历变化、尤其是‘革命性’变化，并有条不紊地创造更多变化时，创新就得到了积极倾听。”在20世纪60年代，着迷于现代化议事日程的西方政府，由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和顾问支配，它们剥去了“创新”这个词的政治内容，把它变成了新奇、发明、创意、独创性、有用性的代名词，或哈佛商学院年度聚会上大受欢迎的时髦口号。
如此一来，几乎没有多少学者从事创新伦理研究，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人们想当然的认为，创新成果会公平地造福所有人，因此，这类讨论很少涉及公正性。这是错误的，深入分析制药业创新（及其所牵涉到的知识产权申请)可以表明，对全球正义的思考，对创新探索是否有可能切断穷人和病人药品使用途径的思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讨论创新的方式。正如三位知名学者在最近一篇论述创新扩散公正性的文章中所指出，“从创造了什么、什么人可以获得该物品的角度来看，创新可能会恶化现有的不公平，或制造新的不公平，也可能减少现有的不公平。”当然，这要求我们超越对新颖和效率的痴迷，针对权力、合法性和伦理道德提出有难度的规范问题。工具对话则提出了另一种不同性质的挑战。为更好地理解它们怎么一回事，不妨借鉴一下传播学学者马吉德·泰拉尼安(MajidTehranian)对“技术中立者”和“技术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区分。在泰拉尼安看来，技术中立者“往往是顾问，他们没有多少理论主张，也有相当多的利益考量不跟客户对着干。他们总是对后果问题采取中立立场：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那样。”技术中立者通常第一个承认“互联网”有好有坏，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他们相信技术自身完全中立，不站队，在正确的人手里，它们能创造奇迹。他们很少关注技术创造者隐秘的或不那么隐秘的议程，以及这些技术会用在什么样的特定条件下。他们认为，在底特律街道上发现的一把枪，与保存在工程博物馆里的枪一样，可能是中立的，也可能导致暴力。这得看情况，他们告诉我们。更具乐观气质的技术中立者，往往主张对具体的技术采取极端自由放任的态度：既然得看情况，不妨给技术一个机会吧！这就是为什么杰夫·贾维斯要求给面部识别技术一个公平审判：“在还没使用和理解一项技术之前就禁止它，这明智吗？想想看，（面部识别技术)在以下场景会多么有用：寻找失踪儿童，或在发生卡特里娜飓风或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这样的灾难时，知悉受害者下落。”事实上，尽管他们承诺权衡利弊，技术中立者从未进行过任何深思熟虑：三年里只有一次是出于“善意”目的使用的技术，与每时每刻都是出于“恶意”目的而使用的技术，具有同样的中立性。他们更有可能主张采取解决方案主义措施，因为他们一贯忽视解决方案可能碰到的复杂背景，也想不到这些背景会有许多出人意料的办法削弱解决方案的效力。另一方面，技术结构主义者用截然不同的哲学来探究世界（而不只是技术在其中的地位)。根据泰拉尼安的研究，他们相信技术“源自制度性需求，通过制度性管理和社会力量总能调解其冲击，因为技术本身就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技术结构主义者认为，信息技术“既非自由技术，也非暴政技术，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的技术，它锁定在现有或新兴权力技术结构当中。”因此，任何技术，就可以既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既是单一的，又是复杂的，既能授权，也能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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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