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对话的危险，可能不会一下子就很明显。创新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一个口号，而它却从未得到本该得到的批判性关注，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善意的，却忘记了痴迷于创新如何曲解了我们对过去的阐释。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在《过去的震荡》(TheShock oftheOld)一书中指出，最近的技术史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是优先考虑发明创新、而非技术设备实际用途的阐述。我们往往忘记，大多数创新和发明最终都毫无结果，而那些有结果的，为保持运行通常也要进行重大修补和维护。进一步说，我们往往在引入更新、更快和更炫目的选择后，把旧技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抛诸脑后。我们把二战看作是机动运载工具的战争，然而，更有可能的是，它始终是一场马的战争：正如艾杰顿所指出，纳粹德国在入侵苏联时，动用了625,000匹马。
然而，被时下的创新崇拜搞残废的，不仅是技术史。未来政策往往也深受其害。问题是这样的：由于普遍认为创新只有积极影响，几乎没人愿意去检查它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因如此，人们普遍认为，不言而喻，大多数创新都是有益的。一个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小组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所有创新相关的学术文章。研究发现，在接受考察的所有论文中（几千篇），只有26篇文章提出了创新的负面或不良后果。大约每一千篇文章中有一篇，这个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变化。这类被忽视的统计数据，揭示了大多数学术文献对该主题的“亲创新偏见”。
这种亲创新偏见，使得创新与各种助推因素研究（这一调查领域通常由商学院涉足）与创新后果研究（通常由公共政策和科技研究这类学科进行，但极少采用“创新研究”的名号)产生了清晰的界限。因此，失败或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创新，自然就不会算在创新词汇里边；只有成功的、毫无风险的技术才是创新。此外，确然纳入了考量的创新后果，往往颇具线性特征，相当直接。当杰夫·贝佐斯阐述Kindle相关“创新”时，他知道，他的目标受众不可能考虑到任何可能不直接、非预期或不期待的后果；我们大多数人也怀有某种形式的“亲创新偏见”。
算法“守门人”的危险
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