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引发犯罪的观点，以及伴随而来的“应当设计环境，灭绝犯罪发生的可能性”之信念，是所谓的“情境犯罪预防”学说(situational crimeprevention，简称SCP)的基础，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对犯罪学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早期的福利主义法强调改造单个罪犯、改变基本社会条件(也即所谓的犯罪驱动器)。情境犯罪预防与此不同，它主张的方法并不以道德、改造问题为预设条件。它也不追求改造罪犯，告诉他们为什么做错了什么。情境犯罪预防认为，一旦消除了屏障，失去了控制，犯罪就会顺理成章地自然发生，而不是什么异常事件。
犯罪学家大卫·加兰(DavidGarland)在他的开创性著作《控制文化》(The Culture ofControl，和“情境犯罪预防”类似的理论，他自已称之为“日常生活犯罪学”)中假设，“犯罪是一起不需要特别动机或意向，不存在病理或异常的事件，而非大量事件，犯罪是铭刻在当代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惯常现象。”因此，依照这套逻辑，若是按照正确的方式设计环境，就有可能彻底消除犯罪，或至少减轻其严重性。“注意力不应该放在个人身上，而应该放在互动习惯、环境设计、控制结构以及附加其中的动机上。新的政策建议会着重强调以预防来取代治疗。”加兰指出。
为说明“情境犯罪预防”逻辑在现实中的应用，让我们来看看各城市地铁系统里旋转门的设计。纽约地铁设有大量等身高的入闸(正式名称也叫高入口/出口入闸)。除非伪造地铁票，人不可能绕得过这些入闸口(事实上，最初安装在纽约的时候，这类高入闸违反了纽约州的防火条例，因为防火条例中规定必须设置允许更大客流量的出口)。因为不能欺骗系统，碰上紧急情况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反对安保至上》(AgainstSecurity)一书中，社会学家哈维·莫罗什(HarveyMolotch)描述过一起案件：纽约警方因为没有地铁票，没法绕过全身闸口，无法及时应对站台上的枪击事件。受害人不幸送命。
更少犯罪，更多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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