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许多法律（反私藏大麻、反通奸等等)从技术上说是明文规定，但很少执行。甚至，正是因为警察不大可能执行法律，公众并不强烈反对某些犯罪活动(如各种不道德犯罪，只有参与其中的人才会受到此种罪行的伤害)。可要是将这类犯罪的执法委托给技术，我们最终就会对相对不重要的犯罪过度执法。更糟糕的是，技术执法的过程，以及随后产生的不可能状态，或许会促使公众修正先前认为此类罪行相对不重要的看法。一如另一位法律学者迈克尔·里奇(MichaelRich)指出，“如果让进行某些行为变得不可能了……就会让反对此种行为的社会规范自我强化起来，政府决策者必须极为确定，’不可能’手段只能对准社会真正谴责的对象。”
事实上，有太多人会违反某一法律，本身或许会促动政府修改甚至废除该法律。彻底摒绝了违反法律的机会，政府也就失去了从人民那里学习的一条重要渠道。研究禁酒历史的学者们都很熟悉这一教训。
当然，挑战法律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非暴力不合作(civildisobedience)。然而，在一个不可能违法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出现非暴力不合作的，因为不管违法者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制度没有留下任何违法的途径。许多哲学家和法律理论家争辩说，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说我们有权选择非暴力不合作，这并不是什么牵强附会的事情。例如，罗纳德·德沃金(RonaldDworkin)认为，这一权利源于我们挑战政府的其他所有权利。只要违背法律是事关我们尊严(或者其他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如言论自由)的一项重要权力，我们就有权不服从。实用性考量在这里无关紧要：预见到我们抗议徒劳无功，并不能剥夺我们的这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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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