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珊娜·玛格内特进行过一项具有同样启发意义的研究：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怎样失败的。她注意到，行业代表在推广自己创新的时候，总爱使用一个比喻，也即这些技术能够根除歧视，因为算法和人类不同，对种族或肤色的态度是中立的，也看不见种族或肤色(这个故事我们之前就听说过)。与此同时，她发现这些技术的所作所为往往又南辕北辙，“经常定位过度，无法识别，会排除特定的社群。”出于这个原因，生物指纹扫描仪很难扫描亚洲女性的手。虹膜扫描仪排除了使用轮椅的人，有视觉障碍的人。英国生物识别技术工作组发现，对从事“文员、体力劳动、和维护”职业的人，扫描指纹很困难；故此，说生物指纹扫描仪没有阶级偏见，恐怕言之过早。这也是需要对算法进行独立审计的另一个原因吧。
无需断然拒绝生物识别技术，人就可以主张，我们需要更好、更具实证性的途径来进行相关探讨；如果说它们必然会按照技术的逻辑来发展（或者，用凯利的说法，按照整个宇宙的逻辑来发展），会让我们放弃许多富有成效的干预措施。技术不是注定的。想想看吧，面部识别技术对情境犯罪预防等技术会有怎样的影响，又会怎样助长保镖权等排除性策略的推广普及呢。要是你只需看一眼对方的脸就能识别出其姓名，连问都不必问，你就可以用更加复杂的方式来微调自己的准入策略。又或者，你可以分析人的面部表情，要是对方看上去是在说谎，那就拒绝其进入。
要发现个别的技术在宏观控制系统中有可能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两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我们需要跳出技术讨论的范畴，从更小、也更稳固、更实证的层面上去思考。一旦我们脱离了“技术”、“互联网”这类宏大辩论的限制，就有可能找到别的方式来探讨、思考：也即，既了解技术，又关注细节，留心法律和经济环境，且汲取历史的教训。它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解决方案本身；只是希望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要对其适当性进行质疑，从而为社会继续探讨这种适当性设计一种途径，即便是在看似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技术引出一个支持其自身发展的巨大社会技术系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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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