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别受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愚弄，以为数字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粪便转折。事实上，斯马对粪便内在真相的追求，或许是受了最新技术的教唆，但自我完善项目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技术。来见过维多利亚时代的健康食品狂人霍勒斯·弗莱彻(HoraceFletcher)吧。这人有一个外号，叫“大咀嚼机”，他鼓励追随者们狠嚼食物32次。弗莱彻没有斯马的整套设备，但他也一样收集了自己的粪便，称重，并放到显微镜下分析。此人深信，如果人类遵循正确的咀嚼养生法，排泄物会非常干燥，只有潮湿粘土或热饼干的味道(反正亨利·詹姆斯是信了，他是弗莱彻的狂热信奉者和推动者)。1912年，弗莱彻写了一本书，叫《弗莱彻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我是怎样在60岁变年轻的》(Fletcherism, What It Is: Or, How I Became Young at Sixty)。书里附有图表，吹嘘作者大便的光荣事迹。弗莱彻是一位卓越的数据恋（但请别介意，60岁变年轻的弗莱彻68岁时死掉了)。他曾追问，“忠实地为我们神圣效率的祭坛献身，还有什么比这更加神圣的呢?”对像斯马一类的当代数据恋来说，这句口号再恰当不过了。
不算粪便的话，弗莱彻之前已经有过许多类似的实验者了。有人或许会提到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执着地追求“道德完美”，用日记跟踪自己在节俭、克制等13种美德之路上的前进步伐。1880年，统计学先驱、优生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Galton)展示了所谓的“口袋账簿”。这是一项很聪明的发明，方便他不引人注意地记录人群中不同类型的人。
按传记作者迈克尔·布尔默(MichaelBulmer)的说法，高尔顿也“注意到，用一根细针刺穿纸张，扎在不同的隔间里，就能方便地保存账簿了。”高尔顿用这个巧妙的办法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布尔默说，高尔顿用它“构建了英伦三岛的美女地图’，把路上或别处遇到的姑娘们分为漂亮、中等和吓人三类。”伦敦的美女排名最高，阿伯丁最低。同样，他还清点过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议上有多少人在摆弄小玩意儿，以此作为衡量受众无聊程度的迹象。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对测量的痴迷把高尔顿带到了什么地方：优生学。现在，要是他有一台iPhone，更是一切尽在掌握了！尽管历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但大部分此类尝试，要么是准学术的、小规模的，要么就是由像弗莱彻或者高尔顿这类怪人进行的。今天，人们在更广泛的全球规模上展开了此类活动。如今选择参与此类项目的许多“极客”，都是不折不扣的怪人。但他们仍然有着足够大的接受度，吸引到风险投资家和其他保守企业投资人的关注。资金接连不断地涌入自我跟踪类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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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