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观察
很难想象前一代的自我跟踪人士能形成某种社会运动:有劝导者,有定期会议,有一整套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存在这样的运动,意味着这种跟踪活动里有一些很酷、甚至值得称道的东西,各种跟踪的美学。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说,跟踪美学推崇的是一种平民的手段,而非共同的目的。
过去5年,在两位联合创始人就是那位写《科技想要什么》的凯文·凯利,以及前《连线》杂志技术记者的加里·沃尔夫(GaryWolf)的带领下,真的出现了这样一场运动,它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量化自我”(QuantifiedSelf)。2010年,沃尔夫为这一新兴运动写下了一份类似宣言的东西,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对宣言来说,这结果挺不错),不光在美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量化自我”运动。
沃尔夫在文章中确定了过去几年自我跟踪测量活动崛起的4个因素。首先,电子传感器体积变得更小,功能却越发强劲。其次,电子传感器植入智能手机之后,就无处不在了。第三,社会化媒体从Facebook到Twitter让分享变成了常态。第四,云计算的概念让人可以将数据上传到远程服务器,并与其他用户的数据合并,有望产生更准确的结果。(当然,沃尔夫不是这么说的;他本着《连线》杂志一贯的神秘主义传统,切入了精神的层面。他写道,“名为‘云’的超级智能在全球崛起。”)分享和云计算这两个方面特别重要:透露一个人的自我测量,可以提供额外的动力(比如,许多拼命减肥的极客现在购买了能自动将体重数据发到Twitter上的电子秤这个例子又一次说明,仅仅10年前,解决方案主义式的干预还根本不可行),同时还鼓励了一种跟“体重监察员”(Weight Watchers)、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Anonymous)等良好项目相同的社群意识。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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