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沃尔夫所列举的4个因素尽管有用(只是有点太过“新纪元主义”)，但只解释了造就大规模自我跟踪的技术底层结构。可就因为这样，自我跟踪就变得可取了吗？或者说，我们早就想要自我跟踪，只不过以前没有这些神奇的小工具和“云”?沃尔夫以真正的极客风范强调说，自我跟踪——以及更广泛的量化——的独特方式，能够让我们不受主观性、情绪化的左右，按理说是件好事。“我们容忍量化的病态(干巴巴的抽象、机械式知识)，因为结果太强大了。”他指出。“把事情编了号，就能进行测试、比较和实验。数字减少了问题带来的情绪共振，转向了温顺的智力层面。”
自我跟踪的拥护者们并没有自然而然想到：有些对照比较、有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妨保留原样，不去研究。毕竟，他们认为自己是启蒙时代的捍卫者，正跟迷信与无知的黑暗势力战斗。《大西洋月刊》问斯马，如果他未来要得某种疾病，他会不会宁可不知道的好呢？大便迷斯马皱眉说，他不明白，怎么会有人不想知道呢?一如《大西洋月刊》所说，“他从没考虑过，人有时候会不想知道某些事情(哪怕是坏消息)。他的一辈子就是用来发现和寻觅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科学主义是人类创新的最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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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