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何从得来呢？)，我们也会靠一些快速的技术补救，让自己显得更健康，更有艺术家气质，对我们理应渴望培养的健康或艺术理想却不闻不问。
技术评论家史蒂文·塔尔博特(StevenTalbott)继承了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深刻的精神传统，正确地指出，“我们只把自身智力的某些自动化、机械化和计算化方面，投入到了数字化时代的设备上，而外部的设备，反过来又强化了我们自己的这些方面。换句话说，你在这里会看到工程师所谓的正反馈循环’，也就是几乎必然会让我们智力机能单向运作的循环。”我们也不必如此悲观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告诉我们，数字技术也能把我们从享受太久的道德、审美沉睡中唤醒但塔尔博特主张的核心是对的：对正反馈循环，我们必须谨慎看待。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认为世界完全量化这样的愿景引人入胜，甚至堪称解放呢？在《理性》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格雷格·比托看来，他所看出的这些可怕趋势，仍然指向某种幸福结局：一旦我们知道了有关丽丝卡尔顿酒店的鹌鹑蛋的一切，营销就死了，客观性就胜利了。“品牌、市场营销，甚至定性的顾客评价，都将让位给基于血压、皮肤电反应和定量自尊的报告。我们不再是用自己轻浮、情绪化、易受摆布的大脑去思考，而是用我们理性、便于量化、难于操纵的内心去感受，胜利者得到加冕，失败者遭到谴责，一切都基于真正让我们最为满足的东西。”这看起来就像是最糟糕的奇客怪谈，对权力的运作完全盲目。就算这样的乌托邦真正出现了，所有的营销预算也无非是换个支出方向：辩论是哪一种衡量方式更客观、更真实、更自然。到时候，不再是各品牌向我们倾诉自己培养了创造力；相反，公司会竞相向我们证明，自己的创造力品牌(也就是得了最高分的品牌)最为重要。这只会助长现代社会业已普遍存在的焦虑和不信任感。
让我们假设一下：量化非但未曾破坏营销，反而让企业能够更积极地推销自己的产品，同时还获得了自我跟踪带来的匿名性好处。雅虎的CEO，Google前高管梅丽莎·梅耶（MarissaMayer)曾谈及“情境发现”(contextualdiscovery)，也就是搜索引擎可以通过学习用户在网上搜索的信息种类，在用户自己询问之前就主动提供这一信息。同样，梅耶的前东家埃里克·施密特，喜欢谈论自主搜索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通过密切监控我们的行为，在后台无声无息地执行相关搜索。施密特给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走在柏林街头………我希望……我的智能手机不停地搜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看这儿看这儿，看那儿看那儿。’因为它知道我是谁。它知道我喜欢什么。它知道我的大致位置。所以自主搜索这个概念告诉我我自己不知道、但可能会很感兴趣的内容是……搜索的未来阶段。”
高尔顿的苹果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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