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什么项目，能比贝尔对超越人类记忆局限的追求，更象征了解决方案主义呢？对解决方案主义者来说，忘记不可能有助于任何生产性目的；它是漏洞，决不是功能，越快修复越好。对于贝尔来说，遗忘是痛苦的，甚至是肮脏和罪恶的，戴着“SenseCam”则非常具有解放意义和力量感。“它给你一种干净的感觉……如果我现在回忆起了什么事，我会感觉更自由。我得到了可以做这事儿的机器，这个奴隶，“2006年，贝尔告诉一位采访者。他还没有按小时给自己的大脑拍快照；不过，这似乎无非是个时间问题了；Google的智能眼镜大概能让他瞅到脑子里面。
戈登·贝尔成了一座人力博物馆，记录下了一个人一辈子接触到的每一个字节、每一个弥母、每一个像素。真正的戈登·贝尔夸耀“戈登·贝尔博物馆”存在的好处时兴奋地说，“你成了自己生活的图书馆员、档案保管员、制图员和策展人。”有点自恋？或许吧。但既然存储如此廉价，对人类脆弱性的恐惧又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分清自恋和实用主义可不是件轻松事。
有人或许会反对，认为把戈登·贝尔的数字档案称为“一座博物馆”太夸张了。毕竟，博物馆的运作前提是，有些东西很重要，必须加以策划、推广、展出，而另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可以置之不理，或者直接抛弃。推想起来，就算它们有无限的陈列空间，博物馆不会放弃策展理念的。后者是一种有意识的承诺，而不是源自缺乏资源的技术限制。
但戈登·贝尔的单人博物馆，名义上承诺要把它的男主角变成策展人实际上却拒绝了策展工作精挑细选的精神；就像我们在前一章节看到的自我跟踪人士和数据挖掘工一样，戈登·贝尔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数据收集，指望有一天这些数据不光能带给他正确的答案，甚至还能向他提出正确的问题。但兴许，这些数据只能告诉他汽车钥匙在哪儿我们中恐怕有不少人都曾钻在桌子底下大费周章地找过车钥匙吧？但在脖子上戴一台“SenseCam”，也能帮助你找到一把万能钥匙：通往你内在自我的钥匙。因此，贝尔写了足有一本书长度的宣言《全面回忆》（TotalRecall)，鼓吹终身记录的好处。他宽慰我们说，它能“增强自我洞察力，也就是以普鲁斯特般的事无巨细，重温自己人生故事的能力；你可以获得自由，减少死记硬背，更具创造性地思考，因为得到了虚拟空间信息化，你甚至获得了衡量尘世不朽的尺度。”靠着一台“SenseCam”，普鲁斯特肯定会成为Instagram上病毒般的大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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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