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很少使用“自我跟踪”和“量化自我”这样的术语，相反，他说自己的爱好叫“终身记录”(lifelogging)。在他的追求里，数字只是一个小角色；与其说是为了生成统计数据，倒不如说他是为了解决人类记忆的效率低下和不忠实问题。尽管如此，贝尔并不放过任何一个能从积累的数据里做出推论的机会。他在言语中反复强调终身记录带来的各种救命机会；哪怕终身记录会把我们变得永远焦虑，除了跟踪之前看不见也无关紧要方面，几乎别无选择。
突然之间，终身记录从古怪的极客追求，变成了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如果你不记录，就危害到了人类。让我们来看看贝尔和微软另一位作者合作执笔为2007年2月号《科学美国人》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便携式传感器可以测量人类根本感知不到的东西，比如血液中的含氧量，以及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电脑可以扫描这些数据，识别模式：比如，它们或许会判断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会恶化孩子的哮喘病。传感器也可以记录下人一辈子的30亿次左右的心跳，以及其他所有的生理指标，预先警告心脏病发作。”
虽然贝尔的原话并非如此，但他基本上的意思是，凡是能够记录的，就必须记录在案。如果不能记录，那就必然是存在道德和审美缺陷。因此，《快公司》杂志描述贝尔说，“不能塞进硬盘的经历，他总是感到恼火。”这已经让他对实体书不满意了。“我几乎到了拒绝拥有任何书籍的地步了……我的意思是，我会买书，我会看书，偶尔也读书。但之后我就会把书送人，因为他们不在我的记忆里。对我来说，它们已经没了。”贝尔感叹道，只可惜，他没发现，自己的文学鉴赏力突然成了俘虏，受制于他力图记录鉴赏过程的全面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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