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创造公众的问题，背后一定有合理的原因，而不是从上面发出了无形的最后通牒(并使用算法进行编码)。就算报纸有诸多不足，但全国性大报的社论版，确实令得各方利益代表阐明自己的原因，努力为自己的事业招募支持者；我们公共领域的底层结构意识到，特定的议题可能有多重阐释方法，每一种阐释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公众。为什么要把我们现在的系统报废掉呢(尽管它并不完美)，换上朱克曼的系统，让Google和Facebook单方面决定哪些问题重要，以及该采取何种运动方式呢？我看到的唯一解释，跟互联网中心主义和解决方案主义有关系：“互联网”意味着我们生活在独特的时代，我们掌握了工具能做成上面所有的事，如果有问题能够解决，那就必须解决。
我们真的想要换用一种通过推搡和其他数字把戏(Google和Facebook可以用我们根本注意不到的方式耍这些把戏)劫持公民关注度的系统吗？当然，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麦迪逊大道和企业美国基本上就是这么运作的；在一些观察家眼里，大部分风头最健的成功非政府组织也是这么运作的。也许如此。但我们总犯不着以为营销和背景操纵这一套手法的胜利是件好事。我们希望公民关心叙利亚战争，是因为他们对中东和平、人类未来命运或者其他类似的事业看得很重，而不是因为Google和Facebook暗中摆布他们去投入这样的事业。
当然，如果公民们欣然地找到互联网公司，要求后者在算法里加入一些“意外发现”和全球关怀，自己也欣然地使用这些服务，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意外发现”和全球关怀，那么，给这类干预之举找些正当理由就说得过去了。按李普曼的说法，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如果公民关心波斯尼亚、卢旺达或者叙利亚，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人道主义干预是重要的，他们也不是故意要寻找有关这些地方的新闻，而是因为一些推操和算法的组合令得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给予关注，那么，这看起来就像是心照不宣地承认：在我们的政治生活里，审议和道德不再值得尊重，如今，一切都可以归结成一场斯金纳式的实验，用组合刺激(而不是论证)促成想要的行为。
超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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