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代技术可以方便陌生人之间跨越大陆进行会面。自我跟踪加上搜索引擎及社会网站里内嵌的微妙(或者不那么微妙)推搡，足以完成这份任务—哪怕以为流行网站会傻到这等地步：明知贾斯汀·比伯的照片能带来更大的流量，更多的现金，却反其道而行之，插入有关南非艾滋病形势的深奥文章。但即便我们抛开金钱上的考量，也看不出Google和Facebook这样的网站干嘛该决定要向用户曝光哪一类的主题。为什么要向你介绍非洲和印度的陌生人，而不是拉美或中国的陌生人呢?为什么该推动你去了解更多有关南苏丹的信息，而不是南奥塞梯的信息呢？为什么要向你发送一个有关哥斯达黎加的网站，而不是有关布拉瓦约的网站呢?更广泛地说，为什么一定要从国家和地域上做选择呢？谁说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局势，就一定比克隆的伦理问题更重要？或者，匈牙利政府的未来，就比体育界愈发依赖类固醇更重要？
朱克曼认为，科技公司能够(借用沃尔特·李普曼的名句)带着公民“展开一趟世界问题观光之旅，”但他从没说清楚确切的行程该怎么安排决定。不过，这里又扯出李普曼，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本质上，朱克曼希望数字平台(退居到了此前的基础设施的角色上)不仅仅用推特的方式塑造公众，更要吸引人们关注平台认为重要的主题，主动地创造公众。
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推揉尝试(不光指国际新闻语境)，意味着劝说和审议在激发改革与行动方面走向了失败。一方面，人可能会顺着李普曼的思路认为，不应该干涉公民做这做那，除非公民自己发现了关心的事务，反过来说，这种方法也并不否认记者、活动家和知识分子支持各项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一群公民每天用30分钟跟进遥远非洲发生的危机（哪怕读了《纽约时报》的社论之后，就把注意力突然切换到了东南亚)，这没什么错。我们确然希望公民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了解集体行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能自己思考，经过一番思量过后，明智地分配自己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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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