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最大误解是，认为技术不应该干扰道德问题，技术应该顺着精心划定的路线前进，跟人类及其他政治项目(如自由主义)区别开来。道德在这里，技术在那里：两者应当绝不重合。按照这一观点（法国神学家雅克·埃吕尔对这一观点做过最为雄辩的表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埃吕尔的无数美国和加拿大追随者又对其做了热切地推动)，技术穿着它一贯的狡黠和自治的外衣，只会拉道德的后腿。若是任其发展，技术会发展成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所说的“技术垄断”：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寻求技术的准许，讨技术的欢心，听技术的吩咐”。
这样激发准宗教狂热的高谈阔论，早就过了适用期了。是时候放弃这种带着大写字母“T”的“技术”讨论了，而是该弄清楚技术会怎样推动或危害人类的生存条件。从分析的范围来看，“技术”和“互联网”做出了同样多的承诺：由于这类术语带来的文化偏见实在太多，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可倘若我们降低分析的层面，也就是进入更详细、更实证、更准确的层面，就有可能注意到法国神学家们忽视了的东西。
举个例子，我们可能发现，像自由主义这样的东西，没有一系列技术给予支持，根本无法想象。最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者从不回避技术工具集。奥斯卡·王尔德说得没错：机器奴隶制推动了人类的解放。用他的原话来说是，“除非有奴隶来做那些丑陋、可怕、无趣的工作，否则，就无从发展文化，深入思考。人类奴隶制是错误的，不安全的，让人失望的。世界的未来，依靠的是机器奴隶制，也就是对机器施以奴役。”
专攻维多利亚时代技术和科学史的学者克里斯·奥特(ChrisOtter)令人信服地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如守时、整洁和专注，都有赖于可靠的时钟、自来水和眼镜的出现，没有后者，前者根本不会形成。奥特进而主张，“自由主义主体性的许多特点，不靠相应的技术，是根本实现不了的。迁徙主体，没有了火车，就什么也不是；关注主体，没了眼镜、没了汽灯，也就迷茫了；整洁主体，要不是靠浴缸和马桶，立刻就污秽了；实业家没了蒸汽发动机，没了通往证券交易所的电报，经济上就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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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