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支配和压倒这些早期辩论，我们对历史细节的尊重会不可思议地有所增加。
说句老实话，技术讨论的“互联网时代”只会加剧这种健忘。
当然，如果人们的历史知识减少到推文长度的克里夫小册子，自然会觉得洋洋得意和无与伦比，相信自己正生活在真正非凡的时代。我将这称为“新纪元主义”知识性谬见。这并非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的独占领域，悲观主义者也喜欢新纪元主义。毕竟，只有把他们的批判看成前无来者，这些批判才显得关系重大。因此，一个自称是互联网悲观主义者的人，比如安德鲁·基恩22(AndrewKeen)，不必费心拿出大量证据，就敢赤裸裸地宣告，社交媒体的发展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令人纠结的文化转型”。基恩以为，今日转型的规模空前，此乃不言而喻的事情这是新纪元主义假设的一个典型特征。
新纪元主义假定我们正在经历革命时代，支持进行原本有可能招致大量怀疑和批评的激进社会干预。但是在真正的革命时代，怎么都行。干嘛不在政治上仍然采用维基百科的模式呢？所有关于革命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聪明办法，把平时很少有人会接受的激进议程变得合法化。新纪元主义令人窒息的影响力引起消极情绪，限制了我们对变化的反应，因为渐渐展开的趋势让人感觉如此巨大和不可避免，一切抵抗似乎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看不到“革命”趋势平淡无奇而又极其短暂的特性。
毕竟，相比静观变化，看它是否无非秩序与量级的变化、而非完全颠覆现有常规准则，索性宣告新一场数字革命降临（并设计必要的时髦术语），还容易得多。但欺骗不会到此为止，因为新的术语(之所以会出现新术语，是因为我们显然正处于新时代的边缘）会反馈进系统，充当新时代确已降临的证据。这种循环互证很愚蠢（“互联网”凭借X因子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X因子依靠“互联网”而被证明具有革命性），但在一个发生着深奥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却被被当作了深邃的洞见。
22 英裔美国创业家、作家，和杰伦·拉尼尔、尼古拉斯·卡尔都认为现在的互联网文化和Web2.0趋势降低了文化的价值。著有《数字晕眩》等书，对互联网引发的各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等问题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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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