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登堡如此受欢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极客和技术人员对中世纪的新教宗教改革颇有好感，而印刷机在这段故事里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科尔蒂(ChristopherKelty)一直在研究各种开源社区里的极客文化，他在《二比特：自由软件的文化意义》(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Software)一书里对这种倾向做了精彩的描述。据科尔蒂所说，许多极客为反对今日世界的微软们而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时不时地利用各种有用的过去事件，或是源自历史事件的传奇故事，他们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使现在和未来变得有意义。
新教宗教改革的故事（再加上天主教与新教争夺教堂、信徒、牧师、高级教士的的讽喻之战，和伴随而来的控制与解放的场面)就是这样一段有用的过去。科尔蒂说“新教宗教改革”是个很好的讽喻故事，因为它把力量从控制里抽离开来，又从教义问答集、仪式、字母表、小册子和礼拜仪式、免罪与自救这一类东西里找到了故事，给极客提供了一条途径来理解力量与控制的区别，以及它与极客们身处的技术和政治经济环境有着怎样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极客讨论中，国家总是被打扮成君主角色，大公司则成了天主教堂，创业企业和程序员则是新教改革者，外行则是“卢瑟(意为失败者)”和“羊民(意为顺民)”。科尔蒂认为这类故事在极客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对本来没有现成故事好引用的政治、技术和法律环境做了解释。”
从坏书历史到坏博客历史
尽管科尔蒂的见解，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舍基和贾维斯讲的古登堡故事对技术人员和极客很有吸引力，但我们还是搞不清，为什么这种故事具有误导性或不合时宜，或者，为什么它们会在极客王国之外传播开来。贾维斯和舍基都不是历史学家，因此在讨论印刷机的影响（他们都认为这堪比“互联网”的影响)时，他们都求助于同一个来源：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里程碑式的两卷本研究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The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首次出版于1979年。(爱森斯坦不只是互联网乐观主义者特别喜欢的理论来源，互联网悲观主义者也是如此。)爱森斯坦对印刷机发明之后出现的“革命”做了极具争议性的解释。不理解她观点的局限性，就不可能理解当代鼓吹“互联网”重要性的主张。更因为她的解释给“互联网”增添了稳定性，她成了互联网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派人马都特别喜欢的理论来源(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里也借鉴了爱森斯坦的著作)。就像理性选择理论一样，这个许多资深学者都认为相当有问题的学术成就，却以人人称羡、毫无争议的面貌展现出来。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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