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书的本性》(TheNature of the Book)(2000)的约翰斯就更尖刻了。“(爱森斯坦的)印刷完全是自成一格’……跳出了常规历史分析的范围。它的文化’相应地也不受地点和时间影响。由于印刷文本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固定性是最佳候选，不管搬到哪儿，这些特征始终与之相伴，所以，印刷文本注定存在。可爱森斯坦却不曾分析这项属性起源何处。”所以，约翰斯写道，每当爱森斯坦的分析或历史本身出现空白，她就用印刷文化或它的某一种特征来填补。由此，爱森斯坦的方法“只确认了最明显的固定性实例。如果固定性没有表现为重大失败，它就考虑实例。即使在成功的例子里，它往往也会忽视取得成功所依靠的劳动力，相反，它认为这些劳动力取得的成果，是文字内在的力量。结果读者就落了个被遗忘的命运：他们的知识和技能，被重新归功到了印刷页面上。粗暴一点说……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根本不存在。”
这不只是书史学家之间的晦涩辩论。此刻最要紧的是印刷机（和更大范围的技术)的历史研究应该如何来做。爱森斯坦的方式是把技术及其特质视为固定不变、无关历史、毫无疑问的。她靠着摆布这么一个贫瘠的技术概念，探究其文化、社会和历史影响。尼古拉斯·卡尔书写“网络”，并将其与“书籍”进行对比的时候，也采用的是同一套麦克卢汉式方法。沃纳和约翰斯提出了某种相当不一样的东西：不再把技术放在社会之外，我们其实可以研究技术与社会如何相互塑造，对任何局部变量进行解释，跟踪不同社区采用不同技术所存在的微妙意义变化，探索这些差别是怎样出现的，解释这些社区是如何着手开发这些技术的，等等。这不是要否认印刷机的重要性，而是以一个不同的、更加信息化的和增进知识的方式来重新展现这段历史。它尝试超越媒介中心主义(不管是爱森斯坦的书籍中心主义还是舍基的互联网中心主义），以求获得更加丰富、更加准确的书史观和互联网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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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