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就当前辩论而言，讨论的重点应当是：舍基受爱森斯坦启发对“互联网”所做的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互联网文化”的所谓社会效应的解释，而非对它下面的物理基础结构的解释)是不是描述和认可这些技术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足够努力，我们可能会发现另一种方式来谈论这些技术，提供更多细微差别，不遮掩重要的局部差异。
当然，舍基和贾维斯才不认为自己对“互联网”的解释表面上是历史主义，实际却有可能站在糟糕的历史基础上呢。他们都把批评他们的人称为悲观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倔驴，是一味反对变化的人。这是互联网中心主义回避对批评的最典型方式。舍基写道，“就印刷机而言，没有什么思维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当前文化的大多数捍卫者甚至不想解释为什么印刷机毁灭了抄写员行业是件好事，而互联网对报业构成威胁就不是好事，或者为什么新的发明者和新式试验的激增在1508年就很好而在2008年就很糟。它只是简单假定过去的革命很好而未来的革命很糟。”当然，就印刷机而言是没有什么连贯的保守主义立场(这同样是一个反文化的立场)，但是正如爱森斯坦的众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有许多替代方式可以用来探讨印刷机及其影响（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许多回答标题都是“如何确认一场革命”)。如果人们不把爱森斯坦所描述的事件看作是一场“革命”，那么他们或许也不太愿意在这些事件与今日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画上虚假的等号。
贾维斯甚至更进一步，他把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技术的重要辩论说成是非黑即白的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战斗，当然是在暗示任何怀疑爱森斯坦这类解释可能会限制辩论的人都是脱离现代世界的人。这是他对阿德里安·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质问所做的总结：“(约翰斯)指责……爱森斯坦……对印刷机评价过高……我为这种倔驴式的单方辩论的根源感到迷惑。为什么他们如此反对得到信任的工具呢？他们真的会转而反对机器是变化的动因、把权力从在职者手里转到暴徒手里吗？我干嘛要在乎他们的抱怨？我相信这些工具一直被革命者使用，一定有自己的角色。更有意思的是问问这个角色是什么，它的影响是怎样的。”贾维斯对约翰斯对爱森斯坦的批评的根本误解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贾维斯-爱森斯坦世界观认为工具是固定不变的。它们置身于文化和历史之外，这种方式带有很多贾维斯对“互联网”本身进行论述时的特点。贾维斯的当前革命者总是信仰“互联网”，但是他们所发现的“互联网”没有疑问，一成不变，它的民主性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有如金科玉律)。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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