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对互联网中心主义的调查描绘了一个相当沮丧的图景。“互联网”这一观念不仅成了对数字技术进行更有见识更深入的辩论的障碍，它还支持了许多致力于善意利用“互联网”经验教训的社会和政治实验。它成了解决方案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为其效率改革运动提供工具、观念和隐喻。互联网中心主义使我们许多人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成就是由与数字技术毫无关系的陈腐而相当邪恶的逻辑所驱动的。
互联网中心主义还粉碎了我们对技术监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方式。它使我们错误地相信，除了贬低其重要性，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一直以来互联网中心主义对激进主义意志有很大帮助，它重新点燃(偶尔还创造了)极客宗教运动，后者在反对对数字技术进行政府监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从激进主义效能中获得的收益，在分析的清晰度和精准度上丢失了。它的整体视野，它错误的普世论，和它的过分简化主义，使我们无法就数字技术展开更加健康的讨论。
互联网中心主义已经成了某种宗教。要继续前进，正如法国传媒学者菲利普·布雷东(PhilippeBreton)所说，我们需要“通信交流专门化’”。这种专门化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暂时忘记我们关于“互联网”的一切知识。如今我们在太多事情上随心所欲了，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吧，让技术不仅约束人类的繁荣，还能确保人类的繁荣。接下来的章节把这个世俗化的方法用到了像政治活动和预防犯罪这样的不同环境中，它不仅阐明了当解决方案主义遇上互联网中心主义时会发生什么，而且彻底想清楚了深受解决方案主义者喜爱的技术如何对公民更有成效。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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