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如果美国信奉的是吴修铭所谓“政府唯一正确的角色是私人权力的制动刹车，而绝非其援手，”的格言，那它就可能没法创建邮局或推动报业的迅速发展，而美国的民主政治也就会跟着遭殃了。拿最近来说，美国也差点儿没有发展出互联网或公共广播，两者都需要大规模公共投资。如此强烈的反政府情绪(这总是创新身上的寄生虫)是极客心态的一个共同特征，它对许多极客对政治的厌恶感负有部分责任。正如斯塔尔所说，“政府政策，在吴扭曲的叙述中，通常是一个规制俘获（regulatorycapture)记录和美国人感到羞耻的怯懦错误。即便如此，奇怪的是，美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通信行业的领导者，这部分是缘于政府所扮演的创造性角色。”这真是太神奇了，技术网站《信息世界》(InfoWorld)最近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就是“为什么政客们绝不应该对技术立法？”如果极客们是从吴那里了解了他们的历史，这种情绪就很自然了。
从方法论上看，吴对待信息产业的方式与爱森斯坦对待印刷文化的方式非常接近：他起初只是把他认为“互联网”所具有的特性投射回过去，假设他所研究的这个行业和技术有自己的本性，一套固定不变的特性和习性，然后有选择地对那些支持这些特性的例子大加称赞，而对不支持的则丢在一边。所以吴开始于一个直觉或预感，即“互联网”的开放性正受到威胁，然后穿越历史，试图找到某种趋势可以说明所有信息产业都曾体验过类似的压力，然后又回到现在宣布，历史表明“互联网”的开放性的确面临着威胁。
这是他开启自己的知识之旅的唯一前提，而最终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历史有着深深的激进主义情结。他的目标不是理解技术史，而是找到足够的历史证据从而(就像在乔纳森·奇特林的案例一样)让“互联网”获得永生。这种互联网中心主义自身会很糟，但它同时正给技术和传媒的历史施加着非常不健康的影响，“互联网”之前为人所知的一切现在都按照它的标准重新检验。由互联网中心主义授意的历史解释实在是糟糕的历史，即便它们在网络中立这样的问题上偶尔也鼓吹采取有效的政策。互联网中心主义让我们看不清现实，这令人担忧，而非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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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