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把透明性从工具性价值表现为内在价值，受害的就不只是政治了，许多其他机构也体验过类似压力。迈克尔·鲍尔7(MichaelPower)对“审计社会”的兴起做过经典研究，内中指出了审计所造成的两个不安后果，不仅发生在企业背景下，也发生在公共机构背景下，并且都伴随着对更多透明性的追求。第一个后果，鲍尔管它叫“脱钩”(decoupling)，可以划入阿尔伯特·赫希曼“悖谬论-无用论-危害论”三分法的“悖谬论”这部分。以政客和企业高管们为例，他们面对着与日俱增的压力，要将其一切言论进行归档。于是，他们回到自己的秘密隔间，只口头交流，以免有任何东西落在纸面上。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求透明，得到的东西越少。又或者，政客和高管使用另一种做法，采取一种名为“雪花效应”的回应方式，制造海量的劣质数据，有效阻止人们弄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实际绩效跟审计及透明性方案捕获的人为绩效脱了钩。这些人或许会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只要“双击”它们，就能客观而毫无问题地获取“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别有一套规避透明性的动机。这种见解难称新颖，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在《论不平等》(Discourse onInequality)(1754)一书中早就抱怨说，“与其说账簿与账目审计揭露欺诈，倒不说是掩盖欺诈；因为骗子随时都有新招规避谨慎的人，谨慎的人却不见得随时有新招防住骗子。”
鲍尔还指出了透明性造成的另一个意外后果，他称之为“殖民地化”(colonization)。这很好地与赫希曼三分法中的“危害论”部分相吻合，也即盲目追求改善的意愿却侵犯了其他重要价值。前文所说的议员出席率就属于这一类：出席率受到记者和竞争对手的密切关注，故此议员力争百分百的议会出席率。凡看过流行犯罪系列剧《火线》的人都知道“殖民地化”给组织带来了什么后果：警方为了让统计数据好看、从而让市长的竞选提高胜算，结果追捕错了嫌疑犯；学校不遗余力地提高考试成绩，结果让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少了许多。当然，这同样要怪公众日益沉迷于标准化和量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不能仅仅归咎于透明性)，但把透明性本身当成价值的目标来追求，而不管要提高透明化的具体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确为这些问题的扩展蔓延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至于透明性是由职业审计人员还是由网络连接武装起来的业余人士来实现，其实无关紧要。
7伦敦经济学院会计学教授，著有《审计社会》一书。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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