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令人着迷的论文,但这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将它用到透明性问题上。希宾和希斯-莫尔斯警告说,让公民完全了解政府运作机制,不太可能让公民对政治产生任何更多好感,因为政治一开始就未必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因此,两人认为,“我们不应当以为,如果有什么新的办法能让人们对决策过程的每个边边角角都了如指掌,这就能解决人们对政府的负面看法。人们不需要对政治过分满意,也并不想这样。”
有些时候,这种过分满意甚至可能妨害政治。希宾和希斯-莫尔斯对比唱票与计算议会出席率这两种做法,前者传统上一直是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后者则由《国会季刊》等出版物新近开始采用。
既然这些数字对外公开了,那么一个政客不太高的议会出席率到下次竞选时就可能出现在对手的负面广告里,成为招致攻击的由头。然而,一如希宾和希斯-莫尔斯所指出,“100%参与率和95%参与率的区别,只不过是法定召集人数的一点点。”突然之间,政客们再也不能决定如何平衡自己的各项义务了,政治在整体上因而遭受了损失。由此,《隐秘的民主》的作者们写道,“议员们本来是要去做一些对民众利益更有好处的事情,比如说呆在办公室或委员会会议室,和选民会面,与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研究或讨论问题。但是公众关注的压力迫使他们匆匆忙忙地对每一个结论已定、不成问题的议题进行投票。”
这个例子恰当地说明,不管是以尖端数据库和可视化为基础,还是以纸和笔为基础,都不应该脱离应用领域的性质、节奏和限制条件来评估透明性的价值。同一种透明性解决方案,在允许负面广告的地方与不允许的地方,对选民的影响可能会非常不同。透明性的狂热爱好者(极客圈里有不少这样的人)带来了各种宏大而抽象的方案改善世界,但忽视政治给这些方案带来的微妙差别和不确定性,恐怕会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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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