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公司早就明白启蒙时代对信息的偏爱对自己很有利。这是人们总是觉得技术公司做的事情比其他美国公司高尚得多的原因之一。与埃克森美孚或麦当劳不同，Google正在做一项启蒙事业，这本身赋予了它不同的待遇。Google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才有了“整合全球信息，让人人皆可访问和受益”的企业使命。这一使命掩盖了如下认知：有些信息，哪怕它已经落入公共领域，也不应加以整合或“利用”。从没人提起过“整合信息并增加其实用性是好是坏”的伦理问题。相反，Google只沉迷于效率问题，因为它认为(鉴于我们的启蒙主义偏见，它的看法没错)，自己的目标是极少有人反对的。
已故的托尼·朱特8(TonyJudt)在他最后一本书里谈到，可怕的“东拉西扯地面向经济性的转变”，把持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公共辩论。“知识分子不问某件事是对还是错，而是政策有效率还是没效率。他们不问一项措施是好是坏，而问它是否会提高生产力，”朱特叹道。他接着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未必是因为对社会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一直都不加批判地以为经济政策的要点就是产生资源。”朱特没有提到硅谷，但是难以否认，硅谷对效率问题的专注也胜过对道德问题的专注。硅谷生产出来的不是经济学理论的抽象资源，而是信息(Google的员工队伍里有一位首席经济学家也不足为奇了)。只要能高效生成并处理信息，人们就觉得启蒙运动的遗产得到了妥善继承。
硅谷追求整合全球信息(Google只是众多被告之一)的问题在于，它往往屈服于最恶劣的过分“信息简化”。这是一种通过信息棱镜查看所有知识的倾向，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秋卡斯(NikolasTsoukas)指出，其错误在于以为“一组索引”就足以“充分描述即将发生的现象。”如果不对知识略加篡改，整合全球知识会很难进行；借用詹姆斯·斯科特的表述，不管是叫威权政府还是硅谷的创业企业来做，让知识“清晰可辨”很困难。
8历史学家、作家、大学教授。他以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而闻名，是纽约大学研究欧洲历史的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教授和纽约大学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研究所主任。他还经常为《纽约书评》写文章。1996年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2007年则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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