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及人类能动性以及人类针对日益分散的道德决策系统干预。“机器伦理”(Anderson andAnderson、2011)关注的是人工智能能动者的伦理行为。其中的一个基本预测就是：未来人类干预将会趋向最小化，因此机器必须具备伦理与道德判断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开发相关理论与方法来训练机器的伦理行为：
从理论上讲、机器伦理关注的是赋予机器伦理原则或程序，以此寻找相关办法来解决它们可能遭遇的伦理困境，从而使得它们能够通过自主伦理决策，并以一种极强的伦理责任感完成运作。(Anderson andAnderson，2011:1)
机器伦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学派甚至将具有伦理能力的人工智能能动者看作是改善人类道德决策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与人类相比，智能机器的道德感更为高级(Anderson，2011；Dietrich，2011)，并且它们可以超越自我利益驱动的人类道德决策相对主义，帮助我们构建普适性伦理原则(Anderson，2011)。基于这一点·寒维尔(Seville)与菲尔德(Field)(2011)设想了一个“伦理决策能动者”·它可以通过指出人类决策后果或在虚拟现实当中创造“伦理体验”来帮助人类做出伦理决策。他们认为，这种能动者更加公正无私，并且能够增加道德决策的一致性。
安德森(Anderson)的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机器伦理视角对于思考道德决策当中技术中介组件的设计与实施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实际上，现在这些组件正越来越多地分布在外部技术系统之中。这里尤为重要的是，创造一种积极参与道德决策过程的新型技术能动者旨在塑造我们的道德体验。然而，正如我将在下一节要讲的那样，人工智能能动者不会承担作为更公正的道德能动者的道德责任，也不会向人类施加普适性的道德规范。在我看来，道德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伦理”贵任，将始终是人类干预人工智能设计、研发与实施的内在过程。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系统的任何道德行为与伦理影响责任只能由参与其中的人类承担(Bryson，2018)。因此，“建立具有卓越道德水平的人造道德能动者从而纠正人类道德推理错误”这一论点很难站得住脚(vanWynsberghe and Robbin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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