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欧洲实施数据保护法律改革之时，大数据时代的风险与影响已经是公共媒体新闻当中家喻户晓的话题。剑桥分析丑闻就是这样一则具有争议性的新闻事件，在欧洲传媒界以及政策圈等诸多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新闻披露了一家英国咨询公司利用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分析手段，基于全球8700万人(其中包括270万欧洲人)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分析这一事件影响了美英民主进程(Stupp,2018/4/6)。在21世纪10年代末期，数据泄露与黑客攻击、算法歧视以及基于数据的选民操纵等诸多问题纷纷暴露出来，引发了公众对于日常网络生活、政治文化方面的数据伦理影响的广泛关注。
同样，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当中，关于数据伦理的讨论也在与日俱增。正如我在本书当中所说的那样，大量与“数据伦理”“可信人工智能”以及“伦理技术”等话题相关的公共政策倡议在欧盟成员国与欧洲政府间陆续制定出台。数据伦理影响甚至被直接等同于社会技术中大数据系统的新型权力结构。
正因如此，欧洲政策与决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表达着对于广泛嵌人BDSTIs与AISTIs中隐蔽权力形式的反对态度。这些社会技术基础设施由“GAFA”主导。GAFA是美国四大大数据技术公司(谷歌、苹果、脸书与亚马逊)的首字母缩写。因此、在2019年底以及2020年初，以欧洲法律与文化价值形式实施的欧洲“可信人1智能”与“伦理技术”政策议程迈出了第一步：发布了一项旨在夺同欧洲数据空间的控制权并且恢复数据主权的战略，他们共至可能颁布禁令禁止具有面部识别功能的人工智能(Delcker and Smith-Meyer.2020 -1- 16)。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们进入了封控状态。疫情席卷全球。欧盟与欧洲各国政府以及整个世界开始争相利用各种治理手段与模式竭尽所能地控制、缓解并预测这场危机的演变走向。这些手段具体包括：迅速引进并采用一系列基于数据的数字技术与(或)基于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欧洲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全方位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水平的提升。智慧工作与教育平台、远程医疗、接触-追踪应用程序、基于大数据的支持诊断与流行病学研究的算法、个性化医疗与护理机器人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Craglia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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