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如果在监控资本主义经济当中以“大数据思维”(Mayer-Schonberger andCukier，2013)作为基本框架·隐私可能被认为是数据技术与商业创新之中的一个问题，也可能需要制定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从大数据社会问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认为开发具有默认跟踪技术组件，并且儿乎没有隐私保护与保障的大数据系统合情合理。然而，如果我们回到“隐私是一个障碍”这一表述时，我们会发现：隐私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它甚至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例如，我们可以将隐私视为一种数据技术与商业创新(Hasselbalch,2013 B;Hasselbalch and Tranberg,2016)。此外,德勒兹还将伯格森方法描述为“与错误观念的抗争”(Deleuze，1966/1991：21).这是一种通过揭开真实表征来发现真实的方法.其被等同于体验条件。这只能在主观定性层面上做到，其中包括对我们自己在空间中位置的认识。我们用自我身体占据了“空间中的体积”，我们同样用记忆来填满时间，这些记忆将我们感知到的不同瞬间联系起来(I)eleuze，1966/1991：25)。换句话说，我们的位置与自身在理解、研究或解决问题上的投入。可谓优劣并存。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的体验；另一方面，人类直觉使得我们有能力发现这些体验条件。
作为一种方法。直觉构成了时空现实的时空路径，这种路径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权力的数据伦理学没有物质形式，它不是一个指南、一套原则、一部法律、一项倡议抑或是一本手册，它是一个过程。它具有时序性。这一点很关键，因为社会技术系统也是在时间上得以构成的。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之中参照休斯(1983。1987)与穆尔(1985)所说明的那样，它们具有一种支持宏观时间尺度辨认的模式。例如，当考虑一个具体的数据技术设计之时，我们不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属性的空间占用类型来予以处理——如一套固定的价值体系(“好”“坏”之分)，当然也可以通过在设计当中注人另一套固定价值体系；而且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技术过程，其具有可以想象、构建、采用、治理或再创造的可能性。
第5章什么是数据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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