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赋权型基础设施
在前文当中，我已经介绍了权力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即AISTIs与BDSTIs。它们是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当前研究的起点，但却并非其目标。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确保能够开发出一套人类赋权型基础设施。所谓人类赋权型基础设施并不等于它能被人类无条件地盲目信赖，而是需要不断证明其对人类的价值。通过这种方式，人类方能对其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这也是我们判断某个社会技术基础设施是否“可信”的唯一标准途径。
基于伯格森的著作，我们认为：人类权力取决于人类的情境经验，这种经验由质性化时间、“记忆”、质性化异构多样性(或者我们所描述的“动态思考”)以及感知持续时间的人类潜质所决定。这里，我想通过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并非仅仅关指广义的人类，它还具有以人为本的具化属性。就像伯格森所描述的持续时间一样，它并非关乎广义的时间(类似于时钟时间)，它就是时间的本源。
从本体论上看，人类环境的持续时间与AISTIs的基础设施时钟时间之间相互排斥，水火不容。在我看来，只有在争议时刻(也可以说是当模具被撑裂，不同权力之间的难以协调暴露无遗之际)，它们之间的冲突才会变得如此碍眼。实际上，争议本身就是最具人本意义的价值，具体体现在抵制或拒绝镌刻在人类个体与集体当下时刻的未来趋势。那么，这究竟在我所说的三种权力(AISTIs、BDSTIs与人类的权力)之间彼此竞争的语境当中意味着什么呢？现如今，AISTIs日益具备了强大的能动性，能够通过在时空维度对于生活进行预测来使其在社会当中得以固化。正如伯格森所说的时钟那样，我们不仅知道时钟会敲响12次，而且明确知道它究竟会在何时敲响。这种把握现实与未来的感觉让我们深感惬意，并且它允许我们在社会环境当中对于时间进行管理协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预知一切，同样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未来已经确定无疑。人类生活与社会的不可预测性正是我们想要保留的地方，试想，如果那些不公待遇以及那些针对少数群体的不当对待与歧视被铭刻在石头之上，抑或被写入算法之中，再或者被设计到遍布社会边角的数据系统之内，到那时我们所渴望的将是拥有对抗这种固化未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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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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