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的一天，亨利·伯格森，这个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前往巴黎的一个警察局登记了他的身份信息。作为一个犹太后裔，他被强制要求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法国在投降德国之后组建的维希政府刚刚出台反犹太法律。除此之外，这些法律还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禁止他们成为记者、学生、医生、律师或商人。鉴于伯格森是位著名学者，维希政府曾提出让其免受上述法律限制，但他断然拒绝。在警察局里，伯格森毫不掩饰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在登记表上写下：“学者、哲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Martin，1994/2014，第10章)。
在80年后的2020年，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美国，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Williams)在自家门前被逮捕之后被带到警察局。在瞥察局里，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关押了一整夜。事实上，他完全是由于警方使用带有偏见性的面部识别系统错误匹配而被错误逮捕。当时，像这样的面部识别系统在美国警察系统已经使用了20多年。这些系统在被用于针对特定社区进行监视以及针对潜在犯罪分子进行识别的同时，一次次暴露出其对带有偏见的种族刻板印象的强化。当警方把一张已经识别的黑人罪犯模糊照片(很明显不是威廉姆斯)拿给他看时，威廉姆斯的第一反应是说“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所有黑人都长得一样”(Hill，2020-8-3；Williams，2020-6-24)。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我们为理解、组织与控制生活以及社会而创造出来的数据系统总是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权力机制，往往对这些系统所描述或代表的人类生活造成破坏性后果。然而，它们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如今的数据化转向就是这样一种改变：所有的事物都被轻而易举地转变为数据形式，成为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额外组成部分。在本书中，我认为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特别深刻的反思。加深认识。很显然，1940年亨利·伯格森与2020年罗伯特·威廉姆斯所遇到的数据系统都清楚地表征并强化了社会当中的伦理偏见，并对涉及其中个体构成了严重的伦理影响。尽管如此，二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例如，尽管伯格森无法选择系统，但他可以选择数据的呈现方式；诚然，对于庞大的纳粹系统而言，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个人反抗，但它显示出伯格森对于权力数据系统的坚决反对态度。相反，威廉姆斯的数据是由系统提供生成的。事实上，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记录在数据系统当中，而这个系统现在正被警方用来对他施以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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