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协商与权力博弈的场域·基础设施在涉及空间的社会占用之时往往被赋予不同的设想与期望(Larkin，2013)。这也就意味着，既定空间中基础设施开发往往会导致社会冲突接踵而至(Reeves,2017)。兰登·温纳(LangdonWinner,1980)以连接长岛与纽约其他地区的低垂式立交桥为例进行了论述.可谓十分经典。这些立交桥被专门设计用于防止主要是黑人乘坐的公共汽车从此通行。这样一来，也就只有那些拥有私家车的中上阶层白人才能进入长岛。这样一来·基础设施的特定设计就把其中一些社会群体挡在长岛休闲区之外，让其求入无门。
我们可以将基础设施视为社会权力的“叙事结构”。因此，正如苏珊·利·斯塔尔所言·对于基础设施的研究应当始终寻求澄清这些类型的社会叙事(Star，1999：377)。此外、通过将基础设施的隐形因素(即“基础”)置于前端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Star、1999；Bowker and Star.2000:Bowker et al.,2010). 这可以使得变革成为可能，同时确保潜在的社会后果可管可控(Bowker et al.2010：98)。实际上，只要相安无事，这些权力叙事往往悄无人知。然而，对于莫兰迪大桥垮塌这样的突发事件，则有必要对其内部运作机制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Star、1999)。
为了探索BDST1s的基础设施叙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们在既定社会当中的整合状态遭遇破坏及其数据权力机制得以揭露的危急时刻。在21世纪之初、BDSTls与组织系统实践有机地融为一体(Ratner and Gad. 2019)。它们已然发展成为支撑全球经济与社会流动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不受文化以及法律意义上的地界辖区阻碍。BDST1s表征并构成了全球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成为社会实践、人际交往、身份建构、经济贸易、文化政治活动的默认背景场域。然而，2013年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密事件以及新闻界后续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全球大规模监视系统进行的不懈调查①将关于BDSTls的叙事推向了公共研讨的视野，使其所有的复杂性浮出水面。由此、一种兼具实体性与虚拟性的全球基础设施——被外国情报机构用来大规模收集欧洲公民的个人数据才为世人所知。美国情报官员泄露的有关PRISM计划的PPT刊登在《卫报》(TheGuardian)(2013)之上，揭示了大规模监控情报系统与全球最大的大数据公司社交网络服务狼狈为奸窃取公民数据的行径。他们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地图，说明世界各地(包括欧洲、美国和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亚太地区、非洲)的数据和信息流是如何通过美国的运行中心与节点被无故截取的。依据刊登出来的PRISM计划显示，电话、电子邮件和聊天记录不会通过最直接的物理路径得以获取，而是经由美国提供的低成本路线完成收集。数据不仅可以通过光纤电缆与基础设施完成收集，同时也可以直接在为世界用户提供服务的美国公司的服务器上得以截取。
第1章大数据社会技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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