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权力的非对称经验
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在线数据地图(例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疫情实时地图)对死亡病例与阳性病例的红色区域进行了监测与分类。同时·将致命病毒无序移动的异质性模式具化为“红色区域”的人口或社区遭遇的隔离与排斥经历(Xu et al.，2021)。
在21世纪，所有生命都是全球监控构架的组成部分，因此突然被权力控制的风险体验也成了人们的共同经历。数字信息的短暂性与不稳定性意味着我们都将暴露在风险之中，无一例外。然而、社会结构数据权力成为一种常态和确定性所带来的直接体验并不新鲜，同时也绝非同质无异(Lyon，2007；Browne.2015)。
正如西蒙娜·布朗(Simone Browne、2015：10)在描述非裔美国人遭遇的监视经历时所说的那样，“监视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并不新鲜”，他们在整个历史上一直被监视、虑待与奴役：
与其将监视看作是由新技术例如自动面部识别或自动驾驶汽车(或无人机)等]带来的某种新鲜玩意儿，不如将其视为一种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考虑种族主义与反黑色人种主义是如何支撑并维持我们目前秩序中的监控体系的。(Browne，2015：8)
历来固有的不平等在权力的数据系统当中同样挥之不去。强大的工具落入主导者手中，而那些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仍然是专断性权力系统的控制对象。他们不会成为“管理精英”(Castells.2010)，充其量只可能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担任收人微薄的内容审核员(Chen，2014-10-23)，并为提供数据资源而弹精竭虑(《尤障碍倡导》，2020-5-3)。他们也鲜有可能成为数字赋权的主体。而且，正如我在本章末尾所要阐述的那样，在提出并制定解决方案与治理方法之时，他们鲜有发言权。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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