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与地区之间存在“信息丰富”与“信息贫乏”之别。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经历过自身经济社会的数字化信息革命。因此，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民众只能以自身丰富的数据作为交换，使用脸书公司提供的基础网络服务FreeBasics(《无障碍倡导》.2020-5-3)。此时。“贫富”差别再次决定了个体对于专断权力的接触与体验水平。正如政治学家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所言·美国社会福利供给当中的自动化决策是19世纪贫民窟的一个复杂演变体(Eubanks，2018)。数据权力与歧视性对待弱势群体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随处可见。2020年在英国，一种算法在给单个学生评分时把学生所在学校的历史表现纳入进来予以加权处理，导致大型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成绩暴跌千丈，而收费较高的小型私立学校毕业的学生成绩则扶摇直上(Hern.2020-8-21)。在荷兰，政府机构使用的欺诈检测系统SyRi也主要应用于低收入社区(AlgorithmWatch.2020).
现如今，我们都拥有一个从人体当中抽象出来的数字化“数据副本”(Haggerty&Ericson，2000).它有可能被政府用于审查与控制、也可能在商业交换中被出售谋利，并且也可能成为数字暴力与虐待的直接对象。然而。“数据暴力”(Bartoletti。2020)的直接经历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常不会人尽皆知。例如，丹麦女性埃玛·霍尔滕(EmmaHolten)描述了自己的私密照片在未经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在网上肆意传播的经历，其后多年还能收到无数男性带有恶意“物化”形式的粗暴侮辱(Holten.2014-9- 1)。女性是色情照片在线报复以及对于个人私密生活的侵犯性散布等恐怖经历的主要受害者。其他数据压迫的经验直接与个人的种族身份有关：黑人在网上常被用来指代“死亡”，“垂死”，“拘禁”(Noble。2018)，“色情”(Noble,2018),“犯罪”(Sweeney、2013)。与之类似，具有特定种族生物标志的个体往往更容易被定义为丑陋不堪(Levin，2016-9-8)。对于一些人群来说，这些早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第1章大数据社会技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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