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博弈空间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基础设施可谓平平无奇，我们对其存在也是熟视无睹。我们走过的街道，抑或经常通行的桥梁，往往并不存在明显的道德与伦理妥协空间。然而，当它们突然崩坏或出现故障之时、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因素就会变得显而易见。正如苏珊·利·斯塔尔(1999)所说的那样，这种时刻就是基础设施的叙事或政治(Winner。1980)得以凸显的时刻；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将根据随后的利益博弈来确定基础设施转型的方向，或者换句话说·社会技术变革的方向。
数据伦理治理正是在我所说的“博弈空间”产生各种争议时发生的。我认为，数据伦理治理具有一个特定功能，即在危急时刻——就在社会技术基础设施被整合之前，及时创造有意义的和可协商的空间。
在21世纪之初，BDSTls与AISTIs在我们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当中迅速整合。与此同时，它们所带来的社会与伦理挑战也变得愈加明朗。我们大多数人都记得剑桥分析公司与斯诺登丑闻事件，以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亲身经历，或通过他人经历，了解了个人生活与专断的数据系统的预测和决定之间有时会发生冲突。比如，某个服务机构突然窥探到了你不为人知的隐私：一个人由于面部识别系统的错误匹配而被逮捕入狱；一个学生因为一个算法改变而得了一份糟糕的成绩。由于这些社会技术数据系统带来的伦理与社会影响·它们的“政治属性”与“价值”也愈加在政策制定、公共辩论、替代性技术与商业模式设计以及法律法规与社会要求当中备受质疑。
数据伦理学在治理中的第一个功能可以在“博弈空间”当中找到。它们成形于第4章所说的“关键文化时刻”。此时、争议出现。不同的人类价值、文化与反思均被前景化，并且由于“现状”受到干扰而被重新进行平衡。同样，“数据伦理博弈空间”在决策过程中正式登场(正如我之前所描述的数据伦理公共政策倡议一样)。然而，它们也会在政策制定的微观环境中以非正式的身份出现，其中包括关于价值极其具体属性的讨论。例如。一位欧洲议会成员的政策顾问在描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谈判中的伦理作用之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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