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20世纪中叶的科学尝试与科幻想象。人工智能在21世纪初已然落地生根，长出了社会技术系统这一“幼苗”，并在人类社会这一土地上迅速成长蔓延开来。正如前文所述，大数据系统的全新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同样也是一种社会进化。我们发现，公私领域的基础设施系统正在逐步转型：它们正在告别实体化与人控化，越来越多地基于数字大数据，并通过人工智能得到强化。因此·这些领域的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系统提供的预测各种实际(或潜在)分析的影响，甚至会被这些系统取代。
那么，这在实践中又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通过对用户个人数据进行画像分析，个性化推荐系统塑造着用户在网络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与所知；通过扫描驾驶员前方的街道，自动驾驶系统能评估路上不同物体的风险与价值，并在发生不可避免的事故之时决定汽车的碰撞对象；通过寻找被传的背景模式，司法风险评估系统能告知法官谁最可能在未来犯罪；通过分析患者过往病史与人口数据，分流系统可以选择肾源的最佳受体。所有这些过程当中，无论是部分还是完全自主决策的人工智能系统都深陷伦理困境之中，并且这些困境日渐扩展加重。比如，在宏观层面，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系统推动改造的政治进程应有多大程度的选择力与洞察力？或者，在微观层面，发生故障的汽车应该选择首先撞谁？是有犯罪前科的年轻人.还是从未犯过罪的老年人？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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