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决裂必须从关闭私有化和外包机器开始。原因很简单:其盛行的逻辑要求，在私人利润和股东价值的祭坛上，牺牲一切公共利益一一从医疗、教育到住房。在这方面，私有化和外包必须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前者在破坏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占据了中心位置一一在过去50年里，整个行业都被大规模私有化—一但事实证明，后者在汇聚私人利润的同时，也同样有效地保持了一种公有制和公有化的表象。这样做的后果是让工人变得更穷，降低服务水平，通常是以“消费者选择”的名义，同时榨干社区的地方财富和专有技术。
外包失败的缩影是Carillion的倒闭，这是一家建筑和“设施管理”公司，于2018年初宣布破产。由于Carillion高达90%的工作被分包出去，多达3万家企业面临着其意识形态驱动的管理不善的后果。与此同时，伦敦金融城的对冲基金通过对carillion倒闭的投机赚取了数亿美元。
尽管世界上一些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已经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建制派思想家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是质疑新自由主义是否存在。然而，对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的充分回应非常简单，只要说出这位前建筑巨头的名字就行了。不然你还能怎么解释一家由政府合同资助的公司背后的理由呢?一旦公司倒闭，工人就会受到惩罚，金融投机的赌场经济就会得到回报。
Carillion的经济功能，特别是在2010年之后，放在其他任何时代都是没有意义的。然而，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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