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西洋镜”
凡在宣扬某种绝对“第一性”之物的地方都会谈到次于它的东西，谈到和它绝对异质的东西，即它的意义上的关联物。第一哲学便和二元论走到一起来了。为了避免这一点，基础本体论必须极力不去规定对它来说什么是第一性的东西。康德的第一性的东西即统觉的综合统一体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康德看来，客体的每一规定性都是主体性在非质的多样性上的一种投资，并不考虑他视为先验逻辑的自发成就的那些规定性行为是否适应它们本身不是的要素，人们是否只能综合那种本身允许并要求综合的东西。积极的规定不是纯粹主体的东西，因此为自然立法的至高无上的主体的胜利是一种空洞的胜利。但是，由于主体和客体实际上并不像康德概括的那样是互相坚定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的，所以，康德把物贬低成一种混沌的抽象也就侵袭了那种塑造性的力量。
主体产生的魔法同样成了施于主体的魔法。这两种魔法都来自黑格尔的消失的复仇女神。主体在它的范畴性能上耗费时间并枯竭下去。主体为了能够规定并表达它面对的东西以便把其变成一种康德的客体，主体必须出于这些规定的客观有效性的缘故而把自身冲淡到纯粹一般性的程度。主体既要截断自身，也要截断认识的客体，所以这个客体将按计划被还原于它的概念。这个对象化的主体缩小成为抽象理性的一点，最终缩小成为逻辑的无矛盾性，而这种无矛盾性又只是意味着一种被规定的客体。绝对的第一性仍然必须像它面对的东西那样是未被规定的，任何对具体的和在先的事物的探索都显示不出抽象对立的统一体。适得其反，严格的二分结构由于其中一极被规定为它自身的对立面的一个要素便瓦解了。对哲学思想来说，二元论是既定的，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要在思维过程中走向虚假的。中介只是最一般地，而且是不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我们取消了主体想成为第一性的要求—这种要求秘密地鼓励着本体论——那么传统哲学的图式称其为第二性的东西也就不是第二性的了，在双重意义上它不再是从属的。蔑视它的是古代的三学科③的翻版。这些学科认为一切存在物都带有观察者、他的集团或类的色彩。事实上，对客观领域中主观中介要素的认识暗含着对这样一种观念的批判，即通过这个领域人们隐约地看见纯粹的“自在”。这是一种潜藏在三学科背后的被忘却的观念。除了在异端分子那里，一切西方形而上学都曾是戴着西洋镜的形而上学。主体本身纯粹受限制的要素一-被这种形而上学永远锁闭在它的自我中，为了惩罚主体的神化。主体好像通过堡垒墙上的瞭望孔来注视夜空，期待观念或存在之星升起。然而，正是主体周围的堡垒墙把它的影子投射到主体祈求的东西上：主体的哲学无力与之斗争的那种物化的影子。“存在”一词可以具有的任何经验都只能在存在物的构造中得以表达，而不是靠对存在物的反感来表达。否则，哲学的实质就成了一种减法过程的可怜结果，无异于笛卡尔的主体即思维的实体的一时的确定性。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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