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星丛
客体何以能被它们的星丛开启？这个问题与其说要到对物质不感兴趣的哲学中去了解，不如说应到重要的科学考察中去了解。科学的工作经常跑在对它的哲学理解即唯科学主义的前头。按照像本雅明的“德国悲剧的根源”那样的形而上学要求，把真理概念视为星丛，我们肯定不需要从一部作品自身的内容出发，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像马克斯·韦伯那样的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那里。他完全在主观主义认识论的意义上把“理想的类型”理解为接近客体的辅助手段，不具有任何内在固有的实质性并且能被任意液化。但如同在唯名论那里一样，不管唯名论怎样认为它的概念多么无意义，事物的某种性质还是要突破并超出思维实践的优越性——根本不是我们批判一种非反思的唯名论的动机！所以，韦伯的资料工作比我们期待的西南德国学派的方法论更着眼于客体。
实际上，如果对一个社会客体的探索限定于这一客体的领域内的从属性，即那种为这一客体奠定基础的从属性，如果忽略了总体性对它的决定作用，那么，这种探索就至少是虚假的。就此而言，概念是事物的充足理由。没有被摆在上方的概念，这些从属性就会掩盖最现实的从属性，即对社会的从属性。这种从属性是不能被概念所包括的个别事件充分补偿的，然而它又只能通过个别来表现，因而概念在被决定的认识中又起了变化。当韦伯在他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中提出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他和流行的科学做法相反，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像他以前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尼采那样去定义历史概念所碰到的困难。他明确反对定界的定义程序即固守“种加属差”的图式，而是要求社会学的概念必须从“来自历史现实的个别部分中逐渐谱写成。最终的概念理解因此不能是在探索的开端，而只能是在探索的终点”。
是否必须在终点作出这种定义，或者说，如果没有一种形式上可定义的结果，韦伯所说的“谱写”还能否是他最终向往的认识论目标，这仍然是未确定的。定义不像庸俗的唯科学主义认为的那样，它不是认识的一切；但也不应把它排除掉。思维如果不能定义它的过程，不能随时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事物，那么它就像一种满足于语词定义的思维一样是不结果实的。然而，更本质的是韦伯叫作“谱写”的东西，正统的唯科学主义者认为这个名称是不可接受的。他的确注意到了主观的方面和认识的程序。但这里说的“谱写”很像它们的类似物音乐谱曲，二者遵循着相似的规则。这些谱写是主观上产生的，但它们成功地把主观的生产吞没在它们之中。主观造成的关联“星丛”成了像客观性的符号一样可阅读的：精神实质的符号。
第二部分否定的辩证法概念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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