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哲学概念与操作之间残存的歧异也标志着某种非同一性，这种非同一性既不允许方法完全同化内容—尽管据说方法只在内容之中也不允许使内容精神化。内容的优先性表明了方法的必然不充分性。为了不完全听命于哲学家的哲学，以一般反思的形式作为方法而必须说出的东西唯一只能在操作中合法化，因而也就否定了方法。和内容相比较，方法的剩余物是抽象的和虚妄的，甚至黑格尔也不得不容忍他的《现象学》序言和现象学本身的不协调。哲学的理想应是：对人们实践的解释将因为人们在实践而成为多余的。
存在主义
最近，在存在主义的名义下进行了摆脱概念拜物教—摆脱学院哲学，同时又不放弃对责任的要求的尝试。像存在主义由于政治义务而与之决裂的基础本体论一样，存在主义仍然受唯心主义束缚。此外，与哲学的结构相比，存在主义保持着一种可被相反的政治所代替的偶然格调，假如只有政治能满足存在主义的形式特点的话。双方各有自己的党徒，但并不存在来自决策论的理论分界线。存在主义的唯心主义成分也是一种政治功能。作为社会批评家，萨特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意使自己限于理论的批评。萨特全力强调统治的实践不再宽容的要素从哲学上说，强调自发性。社会权力分配留给自发性的客观机会越少，萨特就越唯一地主张克尔凯郭尔的决定性范畴。克尔凯郭尔从其归宿即基督学中抽取决定性这一范畴的意义，萨特则使这一范畴成了它一度应服务的对象绝对。
尽管萨特持有极端的唯名论，但他的哲学在最起作用的时期是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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