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旧唯心主义的主体自由行动的范畴组织起来的。对存在主义来说，如同对费希特来说一样，任何客观性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其结果，社会关系和条件在萨特的著作中至多成为有关时事的附属品；在结构上，它们差不多只是作为行动的时机。从萨特哲学的客观性来看，注定不合理的是这位冷酷无情的启蒙者最不肯定地指出的东西。绝对的选择自由的观念，像世界由之而出的绝对的自我的观念一样是虚幻的。至于作为英勇选择之陪衬而建立起来的境遇，少许政治经验便使它们像舞台支柱一样颤动起来。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甚至这种至上的选择也不能以剧作艺术方式被假定。一个统帅，正如他以前乐于从事暴行是不合理的一样，他决心不再允许干任何暴行也是不合理的；如果他解除了对一个因倒戈而归顺于他的城市的包围，并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共同体，那么，甚至在喜剧性的、浪漫的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野蛮时代，他也会被他叛变的士兵或他的上级指派的人所杀死。
恰恰与此完全相符合的是，格茨像那个至少因光明之城的大屠杀而对自己的自由行为有所领悟的内斯特罗伊的霍罗芬奈斯一样爱自夸，任凭自己被一个有组织的人民运动所左右；萨特则靠这个运动透明的外表而充分表现了他的绝对自发性。的确一只是现在显然有了哲学的福祐-文艺复兴者显然重犯了自己曾如此自由地断然抛弃的种种暴行。这个绝对的主体摆脱不了它的缠绕物：这种拘缚着它的镣铐即统治的镣铐和绝对的主体性原则是一码事。应使萨特感到荣耀的是，这一点已在他的剧本中并违背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而表现出来。这些剧本不承认它们自己出卖其论点的哲学。然而，政治的存在主义的蠢行有一种哲学的理由，正像非政治的德国存在主义的术语有一种哲学的理由一样。存在主义把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纯粹的定在抬高成一种思想品质，个人必须去选择它，但又没有选择的确定理由，而且实际上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存在主义的言论不再是这种同义反复，那么它便和作为唯一物质存在物的自为地存在的主体性联起手来。
那些出于其策略而从拉丁语“存在”一词中引出派生词的学派，会援引对异化的专门科学不利的具体经验的现实性。由于害怕物化，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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