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幼稚的直接性本身恰恰是间接的，它听从于所学到的词汇。对“为什么”、对第一原因的厌烦是预先形成的。语言被“理所当然地”体验为φσε(非存在)而不是θéσεt(存在)。在开端之时就存在着拜物教，而且对开端的探求始终从属于这种拜物教。当然，这种拜物教是很难被看穿的，因为人们思考的任何东西也是语言的东西。非反思的唯名论像实在论一样错误，因为它把一种易误的语言给予了被显示之物的属性。海德格尔主张，无言语的“自在”是不存在的，因此语言存在于真实性之中，而不是真实性作为纯粹被语言意指的东西而存在于语言之中。但语言对真实性的构成作用并没有确立真实性和语言的同一性。
语言的力量证明，表达和事物在反思中彼此分离开来。⑨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表达和被意指之物的非同一性时，语言才能成为真实性的一个尺度。海德格尔拒绝从事这种反思，他在迈出语言哲学的辩证法第一步后就停了下来。他的思维之所以是恢复性的，还在于他的思想想以一种命名法的仪式来恢复“名词的权力”。然而，尽管主体完成了这种恢复，但这种权力并没有出现在人们世俗化的语言中。通过世俗化，主体从语言中抽回了名词。语言的客观性需要的是主体的不妥协，而不是哲学对上帝的信任。
只有在语言表现出意指的力量时，只有在语言最精确和最简明地包括所意指的东西时，语言才不止是符号。它一开始形成就处在表达和事物的永久对抗中这是卡尔·克劳斯靠之行事的前提，尽管他本人可能倾向于一种本体论的语言观。相反，海德格尔的方式，用肖勒姆新创的词语来说是—一种“条顿化的神秘主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历史的语言仿佛就是存在的语言，像任何激烈的反浪漫主义的语言一样浪漫。他的这种破坏在神学的学问面前止步不前—他并不考虑这种学问，同时又把这种学问悬挂起来。这种意识赞同它周围的一切，至少容忍这一切。但一种真正的哲学激进主义，不管它历史的表现形式如何，都是怀疑的产物，那种只去破坏怀疑的激进问题本身就是虚幻的。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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