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高原》的“导论：根茎”开头的几行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反思了他们共同写就的《反俄狄浦斯》，他们马上遇到了级数的意义生产中固有的多样性，“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那么这就已经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人群了。这里[在《千高原》中]我们已经利用了范围之内的一切，最近的和最远的”(ATP：3)。它们在这一计划中设置了自己的名号，以便使之更加难以辨认：
为了使我们自身难以辨认。为了让这些事物难以被知觉：不仅是我们本身，还有那些使我们行动、感觉和思考的东西……不是为了抵达某个点，人们在其上再也不说“我”，而是要抵达一个点，在那里是否说“我”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再也不是自己了。每个人都会懂得他自己。我们被协助、被赋予灵感、被增殖。
(ATP:3)"
就像《反俄狄浦斯》开头儿行有意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样1，《千高原》也用一种激动人心的方式改变了一切有关合作性思考(collaborative reflection)与批判性意义生产(critical sense-naking)的常识性观念。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合作计划如何顺应德勒兹式的动力—正是这个动力支撑着意义/级数这个对子我们可以参考《千高原》问世七年前，德勒兹对克雷索尔(Cressole)的信的回复。德勒兹耐心地，甚至以令人感动的方式细致地解释了对《反俄狄浦斯》的诸多可能性阅读——这种阅读也是延伸到《千高原》中的实践—中所固有的意义生产的运作：
5 意义、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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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