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文学对语言的解域化，必须在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语言的一般理论之中理解，这种理论他们在《千高原》的第四和第五部分表述得最为清晰。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语言就是一种行动模式，一种用语词来做事的方式。正如陪审团根据罪行裁定的声明把被告人变成重犯，一切语言都煽动了身体的“非实体性转换”(ATP：86)(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解释的身体不仅包括实在的物理对象，也包括形象、声音、幻觉—非话语性的整个范围)。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交流中立的信息，而是通过对世界进行分类、组织、建构和编码，从而巩固社会秩序。每一种语言都以权力关系的两个层级为前提：话语性的“阐释的集体装置”（collectiveasscmblageofenunciation）和非话语性的“身体的机器性装置”(machinic assemblage of bodies)(ATP：88)。这些话语的和非话语的装置是社会行动的控制模式，一个形塑语词，另一个形塑事物，当语词通过生产身体的“非实体性转换”时，语词就介入了事物。
语言学家传统上通过常量和恒定因素来描述语言的特征，把语言的实际应用中的变化要么当成无意义的现象，要么当成对标准的偏离。因此，一个特定单词的标准发音决定了它可接受的阐释(不甚重要的变体)和不可接受的阐释(偏离)的范围。方言、社会性方言和个人言语方式被视为对标准语音的偏离，不讲语法的句子被视为对标准语法的侵犯，荒唐的用词错误被视为对标准用法的违背，等等。然而，德勒兹和加塔利反击说，变化在语言中才是首要的，常量、标准和法则是次要的，是权力关系的一种强制。语言运用、语言行动(action)的世界是一种永不止息的变化、互动、妥协和抗争，语言的使用者在其中塑造并浇铸着语词它是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的构成要素—时而把玩短语，变换时态，创造意义，时而又限制语言的变化，从而加强阶级、权益、教养、性别和社会角色之间的差别(最重要的是通过学校，但也通过法庭、职业和各种媒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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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关键概念(原书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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